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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23章 十室之邑好学之光不灭（第1页）

子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

鲁哀公十六年的春天，曲阜城外的杏坛下，几位弟子围坐在一起，整理着孔子生前的言行。子贡望着案上堆叠的竹简，忽然想起夫子曾说过的那句话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彼时的他尚未完全领会其中深意，直到此刻摩挲着那些浸透了岁月墨香的文字，才忽然明白，夫子将“好学”置于“忠信”之上，原是在昭示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姿态。

一、陋巷中的灯火

在河南商丘的古城深处，有一处不起眼的院落，相传是孔子弟子颜回的故居。推开斑驳的木门，可见一方狭小的天井，墙角的青苔记录着两千多年的风雨。《论语?雍也》记载：“贤哉，回也！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”这“乐”字，正是对“好学”最生动的注解。

1973年河北定县出土的西汉竹简《论语》中，“好学”二字的写法尤为特别——“好”字像一个人手持书卷，“学”字则似孩童在屋内诵读。考古学家发现，这些竹简的主人很可能是一位家境贫寒的儒生，简文中多次出现“夜读不寐”“以火继日”的记载，印证了颜回式的好学精神如何在民间延续。竹简上还留有一些烧灼的痕迹，据考证是主人在夜晚读书时，不慎被油灯引燃书卷所致，可见其读书之专注。

在山东邹城的孟庙，保存着一块元代的“陋巷故址”碑。碑文中记载，颜回居住的陋巷虽仅“十室之邑”，却因他的好学而成为后世学子的精神圣地。北宋时，当地百姓在巷口修建了“仰止亭”，取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”之意，亭柱上刻着朱熹的手书：“惟学为能变化气质，惟思为能贯通古今。”每逢科举之年，总有学子来此亭中静坐读书，希望能沾染颜回的好学之气。

明代学者吕坤在《呻吟语》中曾细致描摹过古代学子的求学场景：“夜漏三下，书声出茅屋。母绩灯旁，子读灯前，一犬伏阶，若为守护。”这样的画面，不正是“十室之邑”中好学精神的鲜活写照吗？那些散落在乡野间的灯火，虽微弱却执着，照亮了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脉络。在江苏淮安的关天培故居，保存着一盏清代的油灯，灯盏上刻着“三更灯火五更鸡”的诗句，据说是关天培少年时读书所用。那时的关家并不富裕，这盏油灯用了十几年，灯芯换了无数次，却始终照亮着少年求知的双眼。

清代的戴名世在《乙亥北行日记》中，记载了他在旅途中遇到的一位乡村塾师：“其居仅茅屋三间，四壁萧然，惟书架上堆满书籍。每日晨起，即聚生徒讲学，至夜分乃罢。其妻常笑之：‘君之学，不能换米，何益？’师曰：‘学在我心，米在我腹，各得其所。’”这位塾师虽身处“十室之邑”，却有着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，他的好学之心，如同暗夜中的北斗，指引着乡村子弟的人生方向。

二、竹简上的薪火

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，有一篇《五十二病方》，其末尾题着“好学为务”四字。考古学家考证，这是一位民间医者的手稿，他在记录药方的同时，还写下了自己的学习心得：“每得一方，必验之于身，考之于古，三年乃敢示人。”这种严谨的求学态度，与孔子“学而知之”的理念一脉相承。帛书的字里行间，还留有许多修改的痕迹，有的地方用朱砂涂改，有的地方则用小刀刮去重写，可见作者对学问的精益求精。

在甘肃敦煌的莫高窟，第285窟的壁画描绘着西晋学者郭璞注解《尔雅》的场景。壁画中的郭璞手持书卷，案上摆满了各种典籍，身旁的童子正在研磨。据《晋书?郭璞传》记载，他“好古文奇字，妙于阴阳算历”，曾为了弄懂一个古字的含义，跋涉千里向隐居在山谷中的老者请教。这种“打破砂锅问到底”的劲头，正是“好学”二字的生动诠释。郭璞的《尔雅注》流传至今，书中对许多疑难字词的解释都旁征博引，甚至引用了当时民间的俗语方言，可见他的学问并非闭门造车，而是广泛学习的结果。

北宋李诫编写《营造法式》时，为了弄清一种古建筑构件的名称，遍历全国十余省，寻访老工匠数十人。他在书中写道：“匠人之言，虽俚俗而有至理。吾每闻一义，必记于册，归而考之经史，往往有相合者。”这种不耻下问、注重实践的学习方法，让这部建筑学巨着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。在《营造法式》的手稿中，李诫绘制了大量的建筑图纸，有的图纸上还标注着“此乃匠人张三所说，待考”“与《考工记》所载不同，当再查”等字样，展现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。

在福建泉州的开元寺，保存着一方宋代的“学问碑”，碑文记载了当地学子的学习公约：“每月聚于寺中，各呈所习，有错则相正，有疑则共探。”这种互助互学的传统，让“十室之邑”的狭小空间里，也能孕育出博大的学问。据清代《泉州府志》记载，从宋代到清代，泉州共有进士两千余人，其中不少人都曾在开元寺的“学问会”中学习过。他们在寺中的读书生活，被后人记录在《开元寺读书图》中，图中十几位学子围坐在一起，有的低头看书，有的争论不休，有的则在向僧人请教，一派浓厚的学术氛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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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代的王祯是着名的农学家，他编写的《农书》是中国古代农学的集大成之作。为了完成这部着作，他“遍历田野，与农夫野老相谈，记录其耕作之法”。在《农书》的序言中，他写道：“吾少时不知农，见农夫劳作，以为甚易。及长，学农书，方知其中有大学问。”他还在书中绘制了各种农具的图谱，并详细注明了其制作方法和使用技巧，这些都是他向老农们虚心学习的成果。王祯的好学，不仅在于读书，更在于向实践学习，向生活学习，这种“知行合一”的学习态度，让他的学问具有了坚实的实践基础。

三、逆境中的坚守

南宋末年，文天祥兵败被俘，囚禁在大都的土牢中。在《正气歌》的序言里，他写道：“当此之时，此心光明，何复他求？惟日诵《论语》，以求圣贤之学。”狱卒曾问他：“国已破，家已亡，尚学何为？”他答道：“学乃吾命，命可夺，学不可夺。”这种在绝境中对学问的坚守，正是对孔子“好学”精神的极致践行。文天祥在狱中还写下了《指南录后序》，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抗元经历和求学心得，其中有一段写道：“在患难中，更知学问之可贵。每读一句书，便觉有一股正气充盈于胸。”他的好学，已经超越了知识的层面，升华为一种精神的修炼。

明末清初的顾炎武，在战乱中颠沛流离，却始终带着书箧上路。他在《与友人书》中描述自己的求学经历：“马背为纸，枯枝为笔，遇有心得，即书于衣袂。”在《日知录》的自序中，他说：“愚自少读书，有所得辄记之。其有不合，时复改定。”这种“苟日新，日日新”的治学态度，让他成为清代学术的开山鼻祖。顾炎武在游历北方时，曾在山东章丘的长白山下住过一段时间，当地百姓回忆，他“每日天未明即起，登山观日出，归则读书至深夜。有时为了考证一个典故，会徒步数十里去向当地的老者请教”。他的好学，不仅在于勤奋，更在于严谨。

近代学者陈寅恪，晚年双目失明，却仍坚持着述。他的助手回忆：“先生虽目盲，然记忆惊人，每论一事，必引经据典，核对无误而后已。”在《柳如是别传》的撰写过程中，他为了考证一个细节，让助手诵读相关典籍达数十遍，这种“皓首穷经”的精神，正是“好学”二字在近代的最好诠释。陈寅恪在清华大学任教时，曾对学生说：“读书先识字，识字先识音。一字不识，何以读书？”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，为了弄清一个古字的读音和含义，常常查阅数十种文献，直到完全弄明白为止。即使在失明后，他也没有放弃学习，而是通过听书、口述等方式继续研究，他的这种精神，让无数后学深受感动。

在云南丽江的纳西族东巴文化博物馆，保存着一本清代的东巴经手抄本。经书的作者是一位名叫和士成的普通纳西族人，他在序言中写道：“吾家十室之宅，世代以耕读为业。虽无名师，然每得一书，必父子相传，昼夜诵读。”这种在少数民族地区延续的好学传统，证明孔子所说的“十室之邑”的好学精神，早已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。和士成生活的年代，纳西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学校，他就自己在家中教子女学习东巴文。据他的后人回忆，“祖父常常在火塘边教我们认字，每一个字都要讲出它的来历和含义，直到我们完全理解为止”。和士成的好学，不仅传承了纳西族的文化，也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。

清代的曹雪芹，在创作《红楼梦》的过程中，也展现出了极致的好学精神。他“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”，为了写好书中的诗词，他“遍读唐诗宋词，学习其格律意境”；为了描写贵族生活，他“走访故老，了解旧时礼仪习俗”。在《红楼梦》的手稿中，有许多修改的痕迹，有的诗词改了几十遍，有的情节调整了多次，可见他对创作的精益求精。曹雪芹的好友敦敏在《题芹圃画石》中写道：“醉余奋扫如椽笔，写出胸中块垒时。”这种将学问融入创作的精神，让《红楼梦》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

四、市井中的智慧

清代乾隆年间，北京琉璃厂有一家名为“汲古阁”的书铺，掌柜的是位名叫张松年的普通商人。他虽未考取功名，却精通版本目录之学。学者戴震曾在日记中记载：“松年虽市井人，然于古籍版本之辨，远胜许多儒生。每与论学，必出新见，皆由平日留心钻研所致。”这种在市井中孕育的学问，让“十室之邑”的好学精神有了更鲜活的注脚。张松年的书铺里，不仅卖书，还常常聚集着一些学者文人，他们在这里交流学问，讨论问题。张松年虽然是商人，却从不唯利是图，遇到家境贫寒的学子，他常常免费赠书。他说：“书的价值不在于卖出多少钱，而在于被多少人读懂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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