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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（第1页）

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

问题小说，是近代平民文学的出产物。这种著作，照名目所表示，就是论及人生诸问题的小说。所以形式内容上，必须具备两种条件，才可当得这个名称。一、必具小说体裁。二、必涉及或一问题。中国从来对于人生问题，不大关心，又素以小说为闲书，这种小说，自然难以发生。但也不能说全然没有，不过种类不多，意见不甚高明罢了。

中国人向来以道德第一自命，大抵喜欢作教训小说。那种劝善戒恶的淫书，不必说了。即使真正讲教训的小说，我们也须细心将他分别，使他勿与问题小说相混。凡标榜一种教训，借小说来宣传他，教人遵行的，是教训小说。提出一种问题，借小说来研究他，求人解决的，是问题小说。问题小说有时也说出解决的方法，但与教训小说截然不同。教训小说所宣传的，必是已经成立的过去的道德。问题小说所提倡的，必尚未成立，却不可不有的将来的道德。一个是重申旧说，一个是特创新例，大不相同。譬如《红楼梦》写家庭里种种关系，我们很可研究。至于《儿女英雄传》所写安老爷一家，多是世俗的所谓全德全能。入迷的人除极口颂扬，亲身则效外，别无可为，还有什么问题呢？

但《红楼梦》也不是正式的问题小说，他对于男女道德不曾提出什么问题，也未尝特创一种新例。只有那金玉姻缘，以悲剧终，含有一种意义，无形中成了问题，引起后人许多狗尾续貂的圆梦续梦。所以我承认他是所谓中国问题小说的代表，有研究的价值。本来闲书全以娱乐为目的，讲不着什么人生大题目，但是无论何种小说，总少不了异性做陪衬，自然发生问题。这问题的如何解决，便只看著者的思想如何。那种抱非人思想的文豪，往往将这问题办一个团圆大喜，造成一部八美或十美缘，以后更无话可说。此外一种办法是悲剧的散场，留下那个问题，任我们去解决，《红楼梦》就是这种办法。

男女问题范围很大，现在我们说《红楼梦》，且限定不自由的结婚这一事说。其中又可分为未婚的与已婚的两种。相爱的两个人，因了家庭或社会上的障碍，不能配合，这原是一个大悲剧，在东方尤为常见。但要想解决，却还算不甚困难。因为这问题，是个人与家庭或社会抗争，照理说来，结婚这事，只是当事者两人的事情，第三者没有干涉的权利。所以抗争的曲直，十分明显。在个人方面应该竭力抵抗，在家庭或社会方面，应该竭力退让。在人类的道德上，这正是“天经地义”，更不必多费说话了。在西洋各国几乎早已没有这问题，所以也少见这样著作。但在中国，现在的家庭社会，还是顽固胡涂的多，不免仍有悲剧，也使仍有这种问题小说存在的必要。不过这问题乃是对家庭社会而言。只是指示他们反对天经地义的结果的悲剧，教他们自己反省。至于在当事者一面已经不成问题，不必研究了。《红楼梦》虽是一部古书，在现在社会上，却仍有意义。因为书中的问题，现在依然存留，可以借鉴不少。作《红楼梦》的人不将黛玉一并配给宝玉，却任他死了，任宝玉去做和尚，这是他的见识。推他做中国问题小说的代表也正为这缘故。倘将来文化稍高，大家更懂得道理，晓得结婚只是两个人的事情，再没有第三者无理取闹，那时这问题便完全勾消。《红楼梦》在文学上虽仍是一部好小说，他的社会的意义可是同时撤去了。

关于已婚者的问题，解决却更困难，因为这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，曲直最为难分。欧洲小说，论这问题的很多，现在且举出几种，做一个例。这问题俗称“非神圣的三位一体”，是指一夫一妇又一个男子的关系，如基督教的神灵子三位一体一般。一八四七年俄国海尔然作《谁的罪》一书，说克路什弗斯奇的妻留波加爱了贝尔多夫，但二人都很守礼节；贝尔多夫看得不能再留，怏怏的出发，漂流去了。留波加郁郁的不久死了，克路什弗斯奇很是悲伤，只是喝酒，成了一个废人了。这是谁的罪呢，一时可不容易对答。十六年后，契尼绥夫斯奇作了一部《怎么好》，解决这问题。医学生罗普柯夫爱一个叫微拉的女子，娶了过来。其后微拉爱了基沙诺夫，罗普柯夫便假作自杀，逃往美洲，让他们可以结婚。过了几年，回到本国，仍同他们往来，同亲友一样。这样解决法，从前法国女小说家乔治珊特也曾说过，表面上似乎不近人情，其实极有道理。因为爱的心理，对于所爱，必有专有的利己思想，一面却也有献身的别一种利他思想，所以爱的极致，便可以有自己牺牲的一境地。但这是那一方面的办法，还有这一方面，须得怎样才好呢？照理说来，也只有力求自由这一法。否则就只好同贝尔多夫与留波加一样的散场。一八七三年托尔斯多作《安娜加来尼那》就是中国译的《婀娜小传》，也是论这问题的小说，安娜嫁了加来尼本是无爱情的结婚，后来遇见扶朗斯奇，互相爱恋，便同他逃去。加来尼也饶恕了他们，可是听了一种迷信的话，不肯的正式离婚。安娜受了社会的排挤，又因家里的不安终于投在火车下死了。中国道学家见了，必定说是不贞之报，其实著者的原意，对于安娜的行为，并不责难。安娜的死，乃因信了社会的话的缘故，这是他的错处。社会的错处却更大了，因为他们没有责难他的权利。托尔斯多在卷头引《达罗马人书》云，“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”，这并非说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，乃是说，人不应该判断别人罪恶，只应互相饶恕，正是他责社会的话。

关于这一个问题，中国小说怎么说呢？据我所晓得的，却不曾有什么话说过。中国小说喜谈人家闺阃，多是报私怨讲坏话两种动机，此外别无意思了。近时流行的《玉梨魂》虽文章很是肉麻，为鸳鸯胡蝶派小说的祖师，所记的事，却可算是一个问题。但这仍是上面所说第一问题的变相，并不是非神圣的三位一体，解决本极容易。他们的结果，却弄到同《谁的罪》一样，可见中国社会的罪大恶极了。如有多数女子仰慕一个男子，本是一件难处理的问题，中国却可以一把抓来，全配给那一个人，成一段佳话。倘如“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”，那便断乎不可。这种道德真可谓绝无仅有的了。中国有许多人对于这类事实有一种神妙的态度。他悼惜《玉梨魂》中的不幸的人，却又不以造成这不幸的现存社会为非。发乎情，止乎礼义，终于死了，很足为他们社会的光荣，供他们咏叹的材料。这叫作非人情的痛苦的玩赏。做苦情哀情小说的人。每每有这种态度，不知《玉梨魂》著者原意如何？现在原书不在面前，无从晓得了。

*刊一九一九年二月二日《每周评论》第七期，署名仲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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